中国哲学作为我国思想文化的精髓,是中华文明的结晶。人工智能是新时代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的新兴技术。精神力量可指引技术发展之追风逐日,技术进步亦回哺意识观念的与时偕行。哲学思想与技术的互动互联,是人工智能发展不可或缺的思想阵地,也是中国哲学因时而变的现实要求。
克服伦理困境:基于“天地之心”的智能框架构建
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指出,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应“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”。“人者,天地之心也。”人机协作中人类需掌握伦理判断权,技术发展需保持人的主体性。
《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》中强调“以人为本”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机会均等”,要求研发者遵循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的伦理准则,在设计算法时以保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,推己及人、公平公正地保护所有用户。
人脸识别和实名注册的普及,使个人数据滥用和隐私泄露问题频发。《数据安全法》提出“保障数据安全”“保护个人、组织的合法权益”。此政策与中国哲学的“法治”理念高度契合。“法者,天下之程式也,万事之仪表也。”法治思想的核心在于以明确的法律规范约束行为,确保社会秩序。针对保护数据隐私,法治思想指导制定法律法规,明确数据收集和使用的边界,保护隐私。
突破认知边界:基于“理气二元论”的算法进路探索
朱熹说:“天下未有无理之气,亦未有无气之理。”“理”“气”相互依存,“理”为形而上之根本,指导“气”的周流运行。中国哲学作为理论思想与代指世界规律准则的“理”有对应关系,人工智能的具体算法便是“气”的流行。根据“理气二元论”,中国哲学智慧可襄助人工智能突破边界,使算法具备更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,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。
“不违农时,谷不可胜食也;数罟不入洿池,鱼鳖不可胜食也;斧斤以时入山林,材木不可胜用也。”孟子在农耕时代就提出了资源利用的时序性,保障生态循环与长期供给。《“十四五”智能制造发展规划》强调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绿色化应用。基于“万物一体”构建AI生态系统,在人工智能驱动的制造领域,需时刻谨记“天人合一”,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,达到可持续发展,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“知行合一”思想提示培养跨学科、多方面人才,为技术和思想发展同步注入活力。拥有庞大的人才基础,选拔人才时可践行“尚贤”原则,既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,又能促进技术和思想协同进步。如今高校和科研机构多设置跨学科专业和课程,培养兼具科技素养与人文情怀的复合型人才,为构建人机共生的文明新形态奠定基础。
转换知行体系:基于“格物致知”的哲学方法论革新
“格物”之孜孜不倦为“致知”之豁然开朗。中国哲学为智能技术发展开拓新路,新兴技术的极深研几反哺中国哲学理论的涤故更新。
人工智能技术为中国哲学的传播提供了新契机,建构了全新的教学方式和学习平台。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,开发智能阅读软件,将哲学著作数字化,使哲学理论更易懂,读者可更便捷地学习。借助混合现实(MR)技术,打造沉浸式学习体验场景,让学习者身临其境感受哲学的魅力,提升学习趣味性。数字化传播打破了时空限制,扩大并加深了中国哲学的传播范围和文化影响。
人工智能发展为中国哲学提供新课题。人工智能发展应遵循怎样的道德原则,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需何种限度的法律规范等,这类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哲学的探讨和参与。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持人的主体性,与人工智能的角逐中如何突出人类价值,这些都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。中国哲学也需吐故纳新,将传统智慧融入飞速改变的社会生活,进一步丰富中国哲学的内涵。
文明对话实践:基于“和而不同”的文明共同体建构
各国紧盯自身发展,人工智能政策存在国别差异。各国间若能本着求同思维彼此尊重,文明之间便能够平和对话。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”我国致力于运用中华文化博采众长的特性,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交流平台,构建文明共同体。
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标准不一,国家之间数据交换、技术沟通存在争执,阻碍技术整合和革新。我国发布的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》,提出了“广泛参与、协商一致、循序渐进”的原则。以“和而不同”的思想引导各国求同存异,在尊重各国自主性的基础上,通过技术交流逐步增强羁绊,以求共同受益。
人工智能角逐演变为地缘政治竞争。大国垄断高端技术、限制出口,造成发展不平衡的国际现状。对此,我国以“美美与共,天下大同”的胸怀,充分彰显大国气度,强调和谐共存。我国以AI赋能共建“一带一路”,向发展中国家开放DeepSeek模型接口,通过技术普惠与国际合作,避免歧视与不公现象,展现了中国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担当。
中国哲学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深刻而多元。古老智慧为人工智能构建伦理框架,指导技术发展,转换知行体系,为中国哲学孕育发展新机。我国以政策积极建构文明共同体股票知识网,为全球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。唯有植根传统、正视未来,方能实现技术与人文的恒久和谐。刘思凡(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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